教育部拟修正总量管制，规定新增学系班别，要求第一年即须聘四名专任教师，之后每学年须至少增聘一人致聘足七名专任教师。对此，有大学校长说，在学杂费几乎冻涨的情况下，此作法恐让私立大学雪上加霜，逼迫办学不好财务不佳的学校退场；但也有校长支持教育部，认为大学应懂得自我课责，提供学生优质的学习环境。

台北商业大学校长张瑞雄表示，教育部应该配合学系的课程规划，例如规定系上有多少百分比的课程必须由专任老师授课，或导师有多少百分比要由系上专任老师担任等等，否则一下子聘那麽多专任，找不到课教也很麻烦，而且现在找到好老师不容易，各系都会精挑细选，“匆忙聘人很容易出错。”

张瑞雄说，有些系或学程是跨领域，需要各系支持，也不是一系聘多少老师可以解决课程问题。此外，有些领域好的师资不多，不容易聘。建议教育部推动大学采取学院来招生，例如工程学院或管理学院，学生进去后再选主修，以一个学院的师资来支持各领域的教学。

实践大学陈振贵说，在学杂费几乎冻涨的情况下，教育部的作法让私立大学雪上加霜，表面看是为了维持教学品质保障学生受教权，其实是在逼迫办学不好财务不佳的学校退场的“一刀两刃”作法。

“台湾的高教明天在哪里，台湾的高等人才前途在哪里，这是个国安问题。”陈振贵表示，少子化对私校而言是非战之罪，是当年教育部广设高中大学教改的结果，当事者“政府”理应承担起这个后果，不要只怪罪即将或已经退场的学校。

图／实践大学校长陈振贵。张智杰摄

陈振贵说，政府应该针对大学少子化可能带来的风暴提出健康合情合理的因应政策，例如公立大学学生数达总量35至50%即同步减招，尽快通过私立大学院校转型退场条例，否则只附和工会团体的说词，把压力全加诸私校，实在不公平合理，请政府拿出抗武汉肺炎疫情的态度与作法严阵以对。

“一个系七名老师还是太多！”一名私立大学校长私下透露，其实一个新的系，第一年跟第二年有很多通识课程，根本不需要那麽多专任老师。第一年要有四名专任教师，以后每学年至少增加一位连续三年增加到七位，虽然是好事，意思是叫大家不要打混，但方法有点粗糙。如果是要符应社会需求开设新型态的课程，有可能不容易一时聘到适当师资。

这名校长说，教育部规定太多“操作型”的规范，或许对政策的宣示面有意义，可是并不能帮助整体教学品质的提升，学校有可能只是为了应付规定而发展校务。他指出，教育部以防范弊端的角度在治理全国大学，少子化招生难，学费又不能涨，私校开始撙节预算，是不好的循环。

台湾科技大学校长廖庆荣说，教育部是发现了一些问题，所以现在有比较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应属合理。

中兴大学校长薛富盛说，支持教育部的条文修正内函；大学应懂得自我课责，重视承诺，提供学生优质的学习环境，不宜专研漏洞，为节省经营成本，牺牲学生学习权益。

本文转载自2020.2.24“”，仅反映作者意见，不代表本社立场。